自建国以来，一共出现过三次失业潮。
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1982年之间，主要原因是大量知青返城。
1973年小平重回北京后，开始对国民经济多个领域开展整顿，纠正一些过“左”的做法，下乡知青开始逐步返城。
后来受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结束、“云南知青返城风波”等多件历史大事影响，知青返城开始从零星现象，变成集体行为。
特别是78年以后，中央正式发文，同意所有知青全部返城，城市一下子涌进几千万青壮，就业形势顿时严峻起来。
有专家做过统计：当时共有1500余万返城待安置人员，加上城镇本身待业人员及高校毕业、复转军人约500万，待业青年超过2000万。
大约占当时城镇劳动力(1.15亿)的17%，或者是占青年劳动力的30%以上。
清华大学的王明远教授认为：大量青年的失业，表面是运动中断了升学、招工造成的，实质是经济模式的问题。
01
之前一些“左”的政策，无差别消灭了私营企业，而在生产投资上，又过分倾斜重工业领域，导致整个经济体制僵化，发展缓慢。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小平同志等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用“三扇门”解决就业的战略构想。
所谓“三扇门”，即除国企这扇大门外，还要再开两扇门，分别是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
当时国企除了扩大招工，还开启了退休潮：内部员工纷纷主动提前退休，让子女接班。
为了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各个城市陆续组建了劳动服务公司。
地方上也开始大力发展私营经济。
西安的市长甚至亲自出面，要求各个机关单位把沿街的空地改成商业摊点，安置本单位的待业青年。
为了进一步扩大就业，甚至将一些沿街居民迁走，把房子变成店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解决就业问题，其实就是改革开放的原动力。
经过调整，到1981年左右，全国新增2200余万工作岗位，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得以解决。
民营经济也得以破土而出，慢慢成长为经济的重要成分。
02
第二次，发生在1998年-2004年，是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潮”。
前阵子有部电视剧，叫做《漫长的季节》，引起无数唏嘘和感叹，该剧深刻展示了下岗潮对东北的影响。
我之前写了一篇相关文章，直接被封杀了，所以这次不作死，点到即止。
我有个小群，群里五个人，一个是律师肥羊，父母都是体制内干部，立场很红。
其人过于油腻，我们称他为“羊子”（油子与腻子，均不足以形容其油，只能用专属称谓“羊子”）
另一个是群主，他985毕业，在一线城市有两套房，父母是体制内干部，自己工作也很体面。
但即使这么多buff，依旧让他成了网上的“反贼”。
他所有仇恨的来源，就是那次下岗潮：作为东北人，亲眼见到自己的发小、长辈、亲朋好友、叔叔伯伯是怎样从幸福走向毁灭！
他直言：那些“夫妻吃了最后一顿，带着孩子自杀”的故事，在当时根本不算新闻，太多了，麻木了。
他感叹：下岗潮过去快20年了，但对东北的影响，至今没有结束，东北人的上升渠道，依然没有打开。
我经常想：同样体制内家庭出身，同样混的不错，肥羊成了红子，群主成了“反贼”。
可能和肥羊是北京人，群主是东北人，有一定关联吧。

03
因为各种限制，对下岗潮的一些看法，只能用上面的故事做表达。
下岗潮的出现，本质上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90年代以后，外企和民企不断壮大，国企许多领域都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开始出现大面积亏损。
根据官方数据，1998年全国国企亏损面达到55%，总体利润为负的72亿，创历史最低水平。
但国企亏损了，是工人的错么？是工人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吗？
计划经济下，实行“统销统购”：多少销往北方，多少销往南方，多少远销亚非拉国家，全部按计划执行，不是根据市需要。
但问题出现，总要去解决：政府开展了以“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为主要方向的国企三年脱困行动。
通过减员，国企职工累计下岗超过2600万，约占当时国企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此外，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有1000多万人下岗，城镇下岗人员总数超过3600万。
当时城镇总劳动力数量约2.3亿，失业人口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5.6%。

04
面对严峻的就业危机，政府大力发展市场经济，鼓励民企吸收就业。
并牢牢抓住国际机遇，在关键时刻进入WTO，外贸出口顿时激增，终于渡过了失业危机。
第二次失业潮的解决，主要靠进入了世贸，假如没有抓住机会，后果很难预料！
第三次，发生在2018年-2022年。
由于经济环境变化、孤立主义抬头、经济下行周期、叠加疫情爆发等综合因素，产生就业问题。
此外，房地产、教培和互联网等行业，也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大裁员。
但经过相关部门的不断努力，社会已经渐渐失业危机中走了出来，从大的周期来看，经济形势不断向好，就业数据节节攀升（官方解答，请自行理解）。
经济周期是循环的，有发展、有高峰、也有萧条，并不奇怪。
这些年，我国遇到三次就业危机，在每个发展周期尾声，都会暴露过去周期里的诸多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