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底，都有一种感觉：这一年又是浪费生命的一年，而且，对未来充满焦虑。
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末人”心态。生活得蝇营狗苟，想自私自利但却所获无几。
但，中国人几千年都是这么过的。今天的中国人跟旧时的中国人，并无根本不同。
中国人之所以焦虑、忧惧，是因为中国人太多文化讲究和道德重负。越讲文化，越讲道德，就越多无形枷锁。正如那些口口声声说自己如何有文化的人，往往内心虚得很。
因为以往的文化、别人的道德，犹如高山，你一个人的肉身根本就扛不住。在这种重负之下，个人的生命力就被捆绑住了，根本无法挣脱。
中国人为什么活得没劲？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人对生命过于吝啬，所以创造不出任何新价值。当一个人浑身力气却无处可使时，一个人就会憋出各种毛病。
尼采的“权力意志”，就是指每个人都应该让自己的生命慷慨地奉献出来，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独有的“特权”。当一个人这样的特权被压制时，他就会颓废。
这些压制力量，包括传统道德、流行价值和各种社会规制。它们其实都可归入“父权”之列。弗洛伊德的阉割理论，部分其实来自尼采的生命哲学。
“弑父”，即对传统的反叛，是西方文化的精神底色。古希腊神话开篇就是弑父。尼采的“上帝死了”说的也是“弑父”。
弑父并不是对“父”行使暴力，而是精神上走出父权制的阴影。而传统道德无论中外，都是父性的。但中国人不仅没有走出，反而对传统特别衷情。
中国人特别擅长依靠文化幻相，而寻找精神慰籍。但这只是社会精英的特权。而在广大的社会生产领域，精英们不仅不涉足，还加以各种牵制。因此，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挥洒生命的机会，所以中国社会的创造力尤为稀少。而无论精英还是平民，中国人都只是活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吃喝应酬成了头等事。所以压抑感是普遍的。

人真正的快乐，在于释放自己的生命力，过给予而非索取的人生。因此，尼采将权力意志称为“奉献的美德”。在《敌基督者》中，尼采写道：
“什么是好？——能够激发人们权力感、权力意志、权力本身的，都是好。什么是坏？——来自软弱的一切，都是坏。什么是幸福？——感受到权力在增强、抗击力在提升。”
按照尼采，暴力和压迫都是虚弱的症状，而非权力意志。因为只有本身缺乏权力，才想夺取或摧毁他人的权力。
孩子是最无辜的、最快乐的。因为他还没有背上别人的道德。所以尼采说成为孩子是最高的精神境界，他主张，“清扫来自人类、社会、道德的一切枷锁，直到能够像孩子一样跳舞欢腾。”
孩子没有怨恨，而是想象最遥远距离的外部世界。但中国人极少不陷入怨恨的。这也是奴隶道德的日常性。在《道德的谱系》中，尼采写道：
一切崇高道德都产生于凯旋般地对自己说“是”，而奴隶道德从一开始就对“外人”“他人”“非我”说“否”：这个“否”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为。它是鉴赏者视角的颠倒，必须将矛头指向外人，而不是指向自己，这样的行为恰恰属于怨恨：奴隶道德在形成时，总是需要一个外部世界、一个对立的世界，从生理学角度来说，它需要外部刺激才能动起来；从根本上说，奴隶道德的行为都是反动的。
*中国人虽然不舍得燃烧生命，但却普遍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尼采说，“末人身体健壮，是人类历史上活得最久的，而长寿也是他的唯一追求。”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人生下来就已经老了。
儿童的天性是嬉戏，不知有死。阿甘本借用儿童的这一天性，来论述人类如何摆脱现代规训社会的困境。从“语言游戏”的角度来看，尼采的权力意志，就是创造每个人自己的语言。
如何走出没劲的生活？就是“成为你自己”！为了重获新生、重新找回生命本能，我们必须敢于“违抗道德”，即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个人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