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


卢周来在《中国改革》上撰文指出：“有一位着名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观点，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

几年前，在东北某地举行的一次经济学研讨会上，一位着名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

这种观点不久前在经济学界很有市场，很有代表性。

附和者纷纷发表文字，公开或隐晦地论证这种观点的合理性。

他们认为，改革是一定要付出成本的，总得有人承担。

增量改革大家都好说，因为往往能使大家都受益；而中国改革一旦进行到绕不开的存量阶段，那么，附着在存量上的人群势必就不得不成为牺牲品，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有的经济学家私下里说得更白，称这一代人就是三千万老工人。

十分不应该的是，我们某些政府官员似乎从经济学家那里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在做下岗职工的思想工作、在做不能按时领到养老金的退休职工的思想工作时，也将“改革代价论”挂在嘴边，要这些人“有光荣感”，因为这是在“为改革这个伟大的事业付出的牺牲，做出的贡献”。

其实，制度变迁总是要付出成本，这个观点并没有错。

而且在中国树立这种观点很重要，因为可以使人们走出对新的制度安排所持的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般幻想，以为新制度的建立是一种无摩擦的静态转移。

但在到底应该由谁承担这笔成本，我完全不同意上述观点。

我以为，改革的成本应该分阶段由不同的利益阶层进行承担。

因为中国改革的确是从增量改革开始，增量改革的确也需要存量的支持。

因此，老国企以及国企工人的确应该承担改革的初始成本，而且他们也的确是支撑了中国已有的改革。

中国改革现在应该到了这样的阶段：在存量支持增量后，增量改革的获益者反过来也应该对往年的改革成本支付者予以补偿，并支付后继改革的成本。

打一个我常打的比方：住在旧屋子里的人支付了盖新房子的钱，新房子现在已盖起来了，而旧屋子早已不堪风雨。

这个时候，难道新屋子里的新贵们不应该把旧屋子里的住户转移到新屋子里去吗？

当然，你也可以掏些钱为原来的旧屋子住户再盖一些新房子。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看待改革，就不是“牺牲谁”的问题，而是符合市场经济的一种交易。

无论是谁先承担谁后承担，成本大家都分摊了，改革的收益大家共享了。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确没有哪一个阶层可以有权要求另一个阶层无偿做出牺牲！

实际上，关于“为了什么就必须牺牲谁”这种观点我们何其熟悉。

因为在极“左”时代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僵化后的时代，一些决策者往往以“代价论”为依据，比较漠视个人甚至整个阶层的正当的利益要求。

今天我们这些标榜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竟也这样认为了，这真是很有意思。

因为从学理上讲，自由市场经济应该承认每个人的利益，而且一定程度上强调每个人对自己私利的追求是市场交易的基础。

现在被国内经济学自由主义者视为祖师爷之一的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恰集中在批判计划经济对个体利益的压制方面。

他认为，计划经济使整个国家成了大容器，将个人包容在内，以整体的名义压制个性，最终将是铺就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不幸的是，国内这些经济学自由主义者今天为了达到“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整体性目标，也开始如计划经济一样，强调要牺牲某些个体的利益。

从这里也更加看出他们所讲的“自由市场”同样具有“计划乌托邦”一样的乌托邦性质。

其实，学理上的自相矛盾还在其次，更主要的问题是靠牺牲一代人推进改革的策略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

哈耶克说，“传统是本能与理性之桥”，诺思认为，“制度中的非正式安排即传统、习俗等”是制度变迁中的“慢变量”，都在强调任何改革都必须“尊重传统”。

而我们国家几千年的传统是“不患寡患不均”，这种传统在计划经济下由平均主义得到了加强，且计划经济下为整体目标付出的成本是由制度安排下来由全体农民及工人承担，大家可以接受；而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一方面是一些人不仅过去的利益得到确认，而且又从改革中得利，恰是这些既得利益者不去承担改革成本，转而要求过去利益至今未得到确认（如下岗职工与退休职工过去在企业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现在又未得到增量改革好处的人去承担改革成本。

如此不尊重传统造成的这种心理上的反差之强烈，是这些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势必会造成社会动荡；而这种社会动荡不仅可能造成改革的半途而废，甚至可能使已有的改革成果都付之东流。

现在的社会形势已经有力地说明了这点。所以，靠牺牲一代人来推进改革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

这使人想到，那些主张“牺牲一代人”的经济学家，一方面，也是他们在鼓吹市场经济应该是交易经济，只有每个人都是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市场才能运作，因此，他们反对“大公无私”；但另一方面，也是这些人，又在要求那些老工人要“为改革不惜牺牲自身利益”。

看来，要么是他们根本不讲逻辑，要么是他们只想着在改革中受益而不想分摊成本！

注：卢周来系中国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经查证，主张“牺牲一代人”的经济学家为北京大学已故教授，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