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诒和

1952年在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过程里，郑天挺被调到南开大学，清华历史系资格最老的雷海宗教授，也被弄到了南开。接替郑天挺出任北大历史系系主任的，不是别人，正是翦伯赞。

作为翦伯赞的老友，父亲（章伯钧）为他高兴，但同时又很替郑天挺惋惜，对母亲（李健生）说：

“郑天挺从二十年代起，便在北大任教。三十年代，就任北大秘书长。抗战胜利还是北大秘书长，兼任史学系主任。史学功底比老翦深，可南开的学术环境怎么能跟北大比？可惜呀！他搞的不是马列主义史学，位子自然要让给老翦了。”

郑天挺前脚刚走，翦伯赞即到北大赴任。上任之初，曾担心自己领导不好这样一个由三部分人（胡适旧部、蒋廷黻旧部、洪业旧部）合成的北大历史系教师队伍。但翦伯赞是统战高手，有调和鼎鼐的功夫。很快，系里的工作就上了轨道，大家相处也还不错。再说，他们之中谁不想保住教授的饭碗呢？

翦伯赞在行政领导工作方面还是顺利的，无论老、中、青，他都能善处。但教学业务方面则显现出和北大老教授的分歧。1952年秋季，系里讨论如何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讲稿。他主张按照自己的《中国史纲》的框架模式去编写，任何朝代都先讲经济基础，再述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先讲政治，再说军事、科技、文化。但不少教师心里是反对的。

把宽阔宛转的历史之河，拉扯成一条干巴粗糙的社会发展线，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我的好友、五十年代就读于北大历史系的曹女士说：

“那时，老师讲中国古代史，总是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农民起义那一套。讲文化很少，甚至不讲。”

1962年，雷海宗去世。噩耗传出，令所有听过雷先生课的人，无比哀痛和惋惜。这个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右派”教授，同时能开“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中国商周史”“中国秦汉史”“史学方法”等四五门课程。这个从不备课、从不讲究教学法、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的“右派”教授，以磁石吸铁的力量吸引着无数青年教师和学生。连学问好、资格也老的同行刘崇鋐都极其推崇他，称其为大学问家，并对自己的学生说：“要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的历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这一点。”

划为“右派”后的雷海宗，后来只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一些教学参考性文章。去世的那年，他仅五十五岁。

几年后，“文革”爆发，导火索是被史学家吴晗的一出京戏《海瑞罢官》点燃。

火苗窜出，翦伯赞不明底细为吴晗辩护，对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牵强附会”，态度极粗暴，完全是对吴晗的污蔑和陷害。

“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史学家的翦伯赞，偏偏不知。没过多久，聂元梓的大字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北大历史系第一个被揪出来、被批斗的就是翦伯赞，罪名是“黑帮分子”加“反动权威”。

向达、邵循正、周一良、邓广铭、杨人楩等人也都统统划为“牛鬼蛇神”，打入牛棚。向达是“右派”，算有“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

翦伯赞仍在北大，在寒风中苦苦挣扎。社会的凉薄残酷，人生的孤凄无援，都掩埋于恬静、坚毅而又苍老的外表之下。

一次，孙儿翦大畏从南方跑到北京去探望他。进门便喊：“爷爷。”

他坐在椅子上，头也不转，只问了一句：“是大畏吧。”便不再说话，像一尊佛，参透了生死贵贱和荣辱。

1968年10月，在中共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最高领袖在讲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老人家还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说，今后还得让他们当教授，不懂唯心主义哲学就去问冯友兰，不懂帝王将相历史，便去找翦伯赞。又言，今后在生活上可以适当照顾。

北大军宣队在向冯友兰、翦伯赞传达了“最高指示”后，还把翦氏夫妇迁移到燕南园的一幢小楼，独家居住。他俩住楼上，派了个为他们服务的工人（杜师傅）住楼下。这时，谁都以为翦伯赞被最高领袖解放了。翦伯赞也以为自己获得了解放。

万万想不到，没过一周，致命之祸降临到他的头上。致命之物不是别的，正是翦伯赞长期从事的“统战”。可以说，他为统战献身，统战让其送命。

事情曲折复杂，核心是关于刘少奇的定案问题。1968年，刘少奇已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具体罪行之一是曾与蒋介石以及宋子文、陈立夫勾结。三十年代在蒋、刘之间周旋的人，就是谌小岑、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于是，他就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所搜取的有关此事的证据，或许还是唯一的证据。

1968年12月4日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一个叫巫中的军人带着几名副手，气势汹汹地直奔燕南园。巫中向翦伯赞指明开始于1935年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叛卖共产党的活动。并说：“这个罪行党中央已经查明。你只要就这件事写一份材料，加以证明，再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翦伯赞再三否认那次谈判刘少奇有阴谋活动。最后，巫中说：“只给你三天的机会，三天后我再来。”

12月18日下午，巫中带着一群人又来，审了近两个小时，翦伯赞拒绝作出违反事实的交代。巫中猛地从腰中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

翦伯赞闭口不语。
巫中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说，不说马上就枪毙你！”革命一辈子的翦伯赞，从未经受过如此恐怖的革命。他却依旧回答：“我没什么可以交代的了。”

为了继续恐吓他，巫中拿出笔记本写了几个字，交给同来的人（所写内容是叫他们先回家吃饭，再开车来接自己）。让翦伯赞误以为是叫人来实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独留的时刻，他依然拒绝交代。

尽管巫中空手而归，翦伯赞却已有轻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最高领袖说要给他出路，事实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来都是假的，虚的，空的！绝望之心，生出决绝之念。

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她）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

在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一个坚毅顽强的人，就这样骤然消失。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可能多有不足，但他的灵魂洁白如雪。古人云：进不丧己，退不危身。进不失忠，退不失行。——这是一个很高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翦伯赞做到了，以生命为证。

贤淑娇小的戴淑婉也跟着走了。几十年来，作为妇道人家，柔弱的她只存在于小家庭。但在人生结尾处，竟是那么地耀眼。“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她以死鸣不平。

翦伯赞的自杀和字条，又像个死结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开，又一直解不开。对此，我请教了许多人。解释也是各种各样。翦伯赞的死，是对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文革”的激烈反抗。而手书的“三呼万岁”又是什么呢？

我总觉得翦伯赞不同于老舍，也不同于邓拓。他的手书“万岁”一定有着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内容。

一天，我拿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去问陈徒手。研究当代文学的他翻查过大量的“文革”资料。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文革”中自杀的标准格式。

我想：需要多么酷烈的力量，才能将一个史学家的体魄挤压到标准格式里！

翦伯赞的骨灰抛撇于何处？

据说，北大当时的负责人是决定要保存骨灰的，可派出的执行人在火葬场填写的“骨灰处理”一栏中却写着“不要骨灰”。孰真？孰假？至今无人说明。

1979年2月22日，官方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骨灰盒里放着三件物品：翦伯赞常年使用的老花镜，冯玉祥将军赠送的自来水笔，他与老伴戴淑婉的合影。

翦伯赞的学生不少。其中一人是学得不错的，师生关系也密切。“文革”爆发的一刻，此人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反共老手翦伯赞》，旁边配有漫画。画的是翦伯赞抱着一部《金瓶梅》，嘴里流着口水（注：那时，北大一级教授可购买一部《金瓶梅》，翦为一级教授）。官方正式给翦伯赞平反后，此人撰写长文，题目是《我的恩师翦伯赞》。

逼死两条人命的巫中，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他大概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