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着
第五章 晚清有限的经济改革

三、 洋务运动时代不独立的企业家阶层
有一种结论必须首先言明： 辛亥革命之前大约30年， 晚清曾经致力于一种现代企业的运动， 其目的是促使国家富强； 不过， 历史证明， 这样的企业运动依然以失败告终。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 首先是一大批看上去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征象的公司纷纷垮台， 接下来才是帝制的戛然而止。
这样的历史格局， 意味着晚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无论是官僚还是企业家，都赞同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秩序， 这有点类似于日后共产党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 国家积弱多年， 对外战争均告失败， 朝野上下似乎认识了一个道理，只有致力于工业的发展， 才可能救帝国于险境。 但是问题在于， 在一个政府过大的国家秩序里， 如何实现工业的发展， 却存在着巨大的路径错误。 朝廷长期以来都一直遵循着直接干预国民经济的传统， 似乎市场是可以被官员分析并操控的，而绝大多数有志于现代企业的商人和企业家也认为， 只有朝廷大力支持并控制企业的发展， 企业和企业家才有希望。 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共识， 沿着这样的思路， 大量的地方官员理所当然地把创办和监督现代企业的职责、 任务和角色， 分派给了自己。
也就是说， 中国现代企业的开端， 就是以官商结合为起点， 这样的起点， 被当时的人们誉为一种制度性的创新。 国家之大， 却没有一个人认识到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也没有人强调官僚和企业家的分工。 李鸿章算是那个时代有眼光的官僚， 他亲眼目睹了欧美工业化的浪潮， 也了解国际贸易的秩序， 当然他更知道帝国的困窘、 朝廷的无力。 因此他选择了官督商办这样的方法， 其意图一方面是为新兴的企业获得正统的名分， 另一方面则是弥补朝廷财政匮乏的格局， 动员民间商业资本。 短期来看， 李鸿章的措施似乎是有效的， 不需要朝廷给予足够资本， 企业就可以展开， 而诸多私人资本则认为这是一个和朝廷平等交换的机会， 因为在商人们看来， 只要李鸿章的官僚控制落到实处， 就能够免除过度的政府压榨。
如此， 诸如轮船招商局这样的大型现代企业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办起来了。 不过麻烦在于， 李鸿章一直没有提出任何针对官方监督者的限制措施， 而对一批携带资本而来的企业家、 职业经理人却反复挑剔， 轮番换人。 矛盾逐渐变得尖锐起来， 官僚督办的胃口越来越大， 企业家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阶层， 而企业家因为资本参与的原因， 当然对自己的资本安全忧心忡忡， 想尽一切办法保全自己的利益。 很快， 公司开始变成一个空架子， 官僚想办法捞取利益， 企业家则不再愿意提供现金流。 官僚开始全面取代企业家的位置， 他们把自己转变为官员经理， 把国家的监督转变为官僚的控制， 昔日的官督商办开始演变为全面的官办， 由此，中国的现代化企业开始正式转型为标准的国有企业。
这样宏大的描述， 似乎有些空洞， 但当时当地， 却是一个个企业家的具体的失落。 1884年， 唐廷枢和徐润偷偷将轮船招商局的部分款项转为自己的私人资本， 这让李鸿章大为光火， 他迅速开掉了这两位对现代企业有着足够经验和智慧的企业家， 转而启用自己的门徒盛宣怀， 但事实上， 盛宣怀这个人一辈子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企业家， 他到死都认为自己是朝廷命官。
企业家不独立， 才是辛亥革命前中国企业家最主要的风景。这与历史传承有关， 晚清时代的企业家都处在社会价值谱系的底层， 饱受政府和民间的双重贬抑， 不过虽然情形如此， 但社会却又不能没有企业家。 因为即便是最传统的农业经济， 也需要企业家参与到最基本的生产和交换之中。 这就使得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一个独立的企业家阶层， 整个社会结构中， 一直被肯定、被尊重， 同时认为极有价值的， 是那些儒家的官僚绅士。
这的确是个病态的现象！
广大的农业生产者并没有能力在更大的市场范围进行产品交换， 这样的工作只能由企业家来完成， 因此， 虽然企业家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偏低， 但他们似乎很稀缺， 因而更容易获得巨大的收益。 商人趁市场价格的地区差异， 在价格便宜的地方收购粮食、 茶叶、 生丝之类的农产品， 然后去缺少这些产品的地区高价出售。 这使得太多的农民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 大量的市场差价被商人赚走。
也就是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 企业家和商人在中国只具有生意属性， 整个社会似乎弥漫着一种对利益和生意的不屑， 这是一种道德情绪， 不过每个人却又需要钱财， 这使得企业家和商人看上去很粗俗， 而其他人诸如官员、 知识分子， 甚至包括农民， 在利益面前却很虚伪。 利益导向和市场交换因此只能在一种隐性的秩序下进行。
在某种意义上， 可能正是这种隐蔽的秩序， 极大地增加了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 企业家的市场化行为是无所不在的，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利益的社会结构里
， 如此， 企业家和官僚的关系， 表面看起来， 一定是企业家对官员的深度依赖，是政企不分， 但在利益的深层次， 却是企业家和官僚机构的一种格斗。 企业家需要利益， 官僚机构同样需要利益， 一场利益的战争， 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不公平的语境里， 官僚阶层以公权力为筹码， 将企业家阶层统辖起来， 本来是一种市场层面的分工， 如今演变为一种政治权力和企业家利益的不合理竞争。 企业家因此完全变成寄生在传统官僚权力结构上的一个依附性阶层， 或者说， 中国的一部企业家史， 可能就是一部企业家和官僚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 与其说二者之间是分开的， 不如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最具有实证性的例子， 是传统的盐商。 晚清时代， 在扬子江下游各个省份，盐的生产和销售基本由大约30位盐商支配。 他们都经过了政府官僚的认可， 盐商的职位、 分配的数额和销售的规模， 都在官僚的权力范围之中， 被称为盐的专营。 所以盐商的经营行为是很有代表性的， 一方面他们要谋取利益， 这自不待言， 但另一方面， 他们必须为朝廷、 京城和各个行政区的官僚提供各种名目的收入和各种理由的勒索。 注这种状况， 就意味着盐商一方面具有市场性， 一方面又具有官僚性。 前者是新兴价值观， 可能导出一种小范围的市场精神， 后者则是传统价值观， 所有盐商都是官僚的附属。
相比自汉朝以来绝对的盐业政府专营， 甚至相比今天盐业的绝对政府垄断，晚清时代盐业竟然是有市场意识的， 这的确是一个意外。 如前所述， 这可能源自1820年之后通商口岸市场经济对晚清经济的潜在影响。 不过这种影响是小范围、 浅层次的。 不仅传统的盐商无法完全导入市场意识， 就连通商口岸催生出来的新兴企业家阶层——买办， 事实上也渐渐被官僚阶层吸附在一起。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中国的一批新兴商人企业家从通商口岸的外贸交易中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金， 他们先是西方商行的雇员， 并且完全按照市场的原则自负盈亏。 这让他们同时又积累了市场经营的经验， 因此对于新兴的晚清近代工业化而言， 这些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包括郑观应、 唐廷枢、 徐润这样的人在内， 似乎理所当然地被李鸿章、 张之洞等人吸纳到了官商结合的经济体制之中。
这种情况， 在晚清最后二十多年中最为明显。 一批卓有成效的买办阶层迅速被传统的官僚体制同化，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市场化意义， 开始动用一切资源， 为自己打造官家身份， 用资本或者人际关系去购买具体的官阶。 他们通常都有候补道台的官家头衔， 例如， 徐润一直是“二品官衔” 和“浙江候补道” ， 他非常在意自己是不是得到了李鸿章的重用， 1884年， 他在招商局任上盗用招商局的资金而被朝廷撤职， 而在1890年， 他又将这些资金如数归还， 再次请求李鸿章奏请朝廷注， 终于让朝廷赏赐了一个名叫“三眼花翎” 的官衔， 恢复了候补道台的职位。 其他如郑观应、 唐廷枢都和徐润的情况类似， 他们都是清朝官僚体系的候补人选。
汉学家费维凯在考察这些历史现象之后， 曾经感叹， 在中国， 既没有一个主动关心促进社会经济近代化的政府和官僚阶层， 也没有具有彻底改革生产和销售习惯， 真正尊重市场精神的企业家阶层。 两个阶层的人都只是为了一点不可持续发展的短期利益钩心斗角、 貌合神离， 国家经济的发生和发展因此陈旧又缓慢，甚至出现倒退的趋势。
费维凯长期关注一个现象， 这就是官僚阶层和企业家阶层对官商结合企业的控制权的争夺。 的确， 1870年之后， 李鸿章是公开请企业家参与现代企业的第一个高级官员。 他的动机应该说是好的， 因为他意识到国家的财政收入总是入不敷出， 这妨碍了他为国家设计的一系列发展构想。 没有足够的资本， 一切的构想都是空洞的， 他必须吸引商人企业家阶层参与到近代化企业的管理中， 以此代替全权的官僚思维。 为此， 他提出了商人的管理、 丰厚的利润、 股权的多样性等看上去不错的条件。 有意思的是， 传统的商人对李鸿章的这种构想几乎没有兴趣，比如胡雪岩， 1873年他拒绝了李鸿章要他参加轮船招商局的筹资和管理工作的邀请， 这个时候他似乎只关心他的生丝和银号业务。 倒是新兴的买办阶层对李鸿章的计划趋之若鹜， 事情就沿着这样的逻辑开始进行， 买办提供资金和专门的知识， 李鸿章提供倾斜性的政策支持， 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 中国涌现了一批看上去不错的现代企业。 与此同时， 官方的监督人也开始大面积干涉公司的业务进展， 双方的利益博弈很快白热化， 其结果是， 一方面李鸿章等官僚集团不断地更换公司管理人员， 一方面， 这些主要由买办组成的职业经理人则停止新的投资，公司的发展速度随之减缓， 所谓的官方监督人越来越像真正的官僚， 以致主要由他们主导的公司， 只能依赖有限的垄断专营和国家财政拨款来维持运营。
一种新型的近代化公司迅速转型为附属的政府机构， 这是一个值得悲伤的局面。 张之洞曾经创办了几家公司， 因为官僚气息越来越严重， 他不仅完全不信任那些招募过来的买办企业家， 甚至连他自己派下去的官方督办也不信任。 公司似乎只有一个脑袋， 那就是他自己， 这导致几家公司因为官僚的懒惰、 贪腐和浪费， 迅速陷入低效益、 资金短缺的困难境地。 李鸿章和刘坤一的公司看上去似乎好一些， 但那些在任的官僚督办却严重缺乏长远眼光， 不尊重企业内在的发展规律。 官僚督办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无所不用其极， 督办们不断挤走有经验的买办， 然后想方设法将自己的亲信和家人安插在公司里。 聂缉椝是曾国藩的女婿， 自认为出身于书香门第， 官拜巡抚， 便全方位参与到华新纺织局的经营管理中， 不仅自己直接充当这些企业的官方督办， 成为真正的官僚企业家， 还让自己的儿子加入公司， 当上了专职的管理人员。 注
也就是说， 当郑观应、 唐廷枢、 徐润这样的职业企业家淡出现代化公司， 随之而来的， 就只能是官僚实业家， 是一种被后来的史学家命名的“绅商” ， 官商结合的发展逻辑在这些人身上取得了实质性的意义， 并承担起了一个古老的国家经济现代化的责任和使命。 张謇就是这种官僚实业家的典型。 张謇本是状元出身
， 官方对他的保护， 自不待言， 似乎在大的体制上， 可以避开官僚集团的约束，但在政府贷款、 绅商小集团的个人资财方面， 张謇却无法回避， 因此， 他虽有宏大企业志向， 却也难以最终克服荒谬的政府控制， 尤其是在资金方面， 更是受到了政府和官僚的限制， 张謇最后的落败， 其原因正在于此。
历史学家陈锦江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大的历史逻辑。 日本明治时代， 官僚集团似乎和李鸿章等中国官僚一样， 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中， 诸如政策倾斜
， 将部分税收变成对企业的投资， 而且同样是委派官吏， 作为一种督办去管理公司。 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 当中国官僚集团坚定地把买办企业家阶层挤出公司组织， 日本人却把新型的近代化公司廉价卖给了企业家， 放弃了官僚的控制权。注更有意义的历史事实是， 中国的官商结合， 一直是一种看上去可以互通有无的模式， 官员可以随时被政府派遣为企业家， 企业家似乎也随时可以被政府录用为官僚， 可官可商， 亦官亦商， 官商结合， 可进可退， 结果是几乎所有的商人都愿意通过现金购买的方式， 为自己和后人获得官僚的身份， 然后又以官僚的身份来从事商业活动。 但是日本却不是这样， 在明治时代， 商人被规定， 只能保持商人的身份， 并没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亦官亦商的通道。
这的确是日本人的一个意外收获！ 日本的企业家阶层获得了来自市场的独立的训练， 而中国的企业家却一直是官僚集团的附庸。 这样的差别， 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意义太重大了。 在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看来， 企业家的功能， 尤其是企业家的冒险、 果断和创新活动， 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毫无疑问， 在中国， 这样的动力， 一直是稀缺的。 无论是中国官僚企业家， 还是后来的绅商阶层， 都不足以独立发展出一种基于市场的冒险创新精神。 这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企业家史的大不幸， 并成为中国走进现代化的一个先发的企业传统， 一直影响着后来的中国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 注国家控制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 无论在国民党时代， 还是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时代， 事实上都是以牺牲企业家的创新为前提的。 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经济模式下， 官僚资本总是无所不用其极， 迅速遮蔽掉真正的市场化企业家精神， 企业和市场受到双重阻碍。
而一个没有建立起独立的企业家阶层的经济体， 无论在哪个时代， 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