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复刻师”的诞生
最近，“地摊经济”再次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复苏，这个曾经由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在当时看来并不算高明的遭冷处理的微观政策，如今被重新包装大肆宣扬为“激发市场活力”的手段。又被“新时代”的掌舵者习近平重新端上了中国经济的餐桌。
在官方宣传中，习近平被塑造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造者，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领袖。然而，如果我们放下这些宏大的叙事，纵观习近平十余年的执政轨迹，我们看到一个日益清晰的政治逻辑：他并非制度性创新者，更像是一位拙劣复刻者、模仿者——他试图以毛泽东的权力动员统御人心，以邓小平的经济语言寻求合法性，以江胡的维稳体系维持秩序。但是他的模仿不是融合、转化，更不是再创造，而是碎片式挪用，是一种政治意志下的“伪原创工程”。

独裁者是永远不发布自己不理解的政策的，所以所有政策经过他不太聪明的脑子过滤后，再由手下那一群阿谀奉承的官僚蔡奇之流，进行一系列劣化的操作之，造成了今日中国政治理念日趋荒诞与经济政策日渐失灵的现实。
习近平不是创造者，更像是一个技术不太高明的“模仿犯”。

一、模仿薄熙来：从红色舞台到国家治理的高仿模板
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曾被视为21世纪中国政治中的一次剧烈震荡。
作为太子党出身，薄熙来以极具视觉张力的毛式动员术震撼中国政坛。从2007年至2012年，重庆街头响彻红歌，“红色标语”遍布大街小巷；“打黑除恶”则借用群众诉求对本地商界和官僚体系进行清洗，公安系统直接听命于其政治意图。中央层面也曾有多位官员为他站台。然而，最终因王立军“叛逃”事件，薄熙来被迅速拿下，其“文革复辟式”的做法似乎也为全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

出人意料的是，习近平上台后，却在更高规格上复刻了这一模式，而且将其国家化、系统化：
为了确保自己党内权力的稳定，度通过“反腐运动”，习近平清洗了500多位省部级高官，包括徐才厚、郭伯雄、孙政才等重量级人物。
为了控制意识形态领域：媒体“党媒姓党”成常态，大学课程和科研导向被重定向，新闻出版领域审查力度超过文革晚期。实质上地将意识形态管理转化为全社会的行为训诫。
文革式的群众运动再现：“扫黑除恶”、疫情“清零”政策、水稻上山......均呈现文革式的“集中指令+动员执行”的旧范式。尤其“清零政策”中，仅2022年，全国城市被封控总天数累计就超过2亿人次，这一方面表明中共的治理模式下，惊人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封控最终以狼狈不堪的方式开放，也表明了这种文革搞运动式的动员在没有制度和民意支持下，根本无法长久坚持。
可以说，薄熙来的重庆只是一个试验田，而习近平则将其模式国家化、系统化。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更像是个人主义的“政治表演”，而后者则是以“纪律”为名的系统性治理。

更直白地说，习近平并非在批判薄熙来，而是在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他们的共同核心是“控制”而非法律，是“忠诚”而非制度。
值得深思的是，薄熙来的手段高调、粗暴却在当时赢得了重庆老百姓的满堂喝彩，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大众在独夫狂人面前的顺从盲目和狂热，哪怕他们的手段并无新意。然而，习近平的一系列操作却招致骂声一片。这或许也提示我们，即使权力更大、手段更狠辣，如果控制和愚民的手段不够“高明”，依然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毛泽东晚年也是依靠群众动员与政治整肃维护统治，但其后果是国家机构瘫痪、经济濒临崩溃。邓小平“拨乱反正”后正是取消这套逻辑，转向“制度治国”。而今习近平则逆流回归，开历史的倒车，再次证明，指望一个独裁政权不断改良是痴人说梦。

二、模仿李克强：在经济崩塌中拾起不怎么救命的稻草
如果说薄熙来代表了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浪漫”，那么李克强则是技术官僚体系的代表。他曾多次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服”改革。尽管在其任期内权力不断被边缘化，实际影响力有限，但他的经济理念仍被不少人视为中国经济理性之声。
然而，李克强长期处于中共权力的边缘。他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甚至在疫情期间推出的“地摊经济”，都被官方媒体冷处理，更不用说在地方官场上的推行阻力。
他大概是中共历史上权力最小的总理。

李克强代表的是一种延续自朱镕基以来的技术官僚治理逻辑，其在2013年提出“简政放权”，推动了包括“营改增”、财政预决算公开、“互联网+”等一系列改革尝试，但随着“党对一切的领导”成为中央共识，李克强的改革路径被逐步边缘化。
我们看一组数据：2012年民营企业贷款占新增企业贷款比例为52%，到2021年已下降至不到30%；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自2017年后增速持续放缓，2023年甚至出现季度净流出；大中城市青年失业率于2022年夏季突破20%，2023年之后国家更是停止公布相关统计数据......
这些数据背后隐含的是民间资本信心的崩溃，以及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社会全方位萎缩。
习近平上任伊始，就毫不掩饰地展现出原教旨主义的倾向，将早已被无数次证明失败的“国进民退”、“共同富裕”等口号喊得震天响。他否定市场经济，质疑改革开放，并不断通过各种理论“气球”试探市场的反应。

从2013年到2022年，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不断强化国有企业，打压平台经济，出台《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强调“共同富裕”却缺乏法治保障。
市场也不毫不留情地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回应。外资撤离、内需不振、失业率飙升，中国经济左右开弓轮了习近平十几个嘴巴——GDP增速降低（这还是官方数据）失业率飙升、外资撤离加剧、房地产崩盘......
最可怕的是地方债危机的明朗化，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超过35万亿元，占GDP比重接近30%。2024年内蒙古、贵州等地出现了财政功能性瘫痪迹象。换句话说，这个超大的鹰犬体系都要养不起了。
于是习近平突然开始大讲“支持民营经济”、“保护企业家”、“扩大开放”。这些政策语言和行动，几乎是从李克强的文稿中直接“回收”而来。例如，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提出“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与李克强任内文件的表述几乎如出一辙，只是换了个名头重新摆上桌面。唯一的区别是：曾经主张这些的人已经离世，而政策的主导者变成了习近平。

可是邓小平在1980年代推行市场改革时，依赖的并非仅是语言，而是制度松绑与红利释放，把红利真正让渡给民间企业，带来活力和民间的富裕；而今习近平虽口口声声说要搞经济，但是国家层面并未出台关于产权保护、民企平等待遇的立法推进，反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企业家的选择性打压频频发生。
试看今日中国的几个大型互联网和创新企业，哪个没有进入国资国企，哪个不是国资国企拿着一票否决权？
所以说，李嘉诚厉害啊！

三、“伪原创者”的政治困境：被恐惧驱动的模仿逻辑
习近平是一个有着巨大野心的人。他渴望被称作“核心”、“领袖”，甚至将自己的“新时代思想”写入党章。他怀揣着一个千古一帝的梦想。然而，正如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他的才华、能力、智慧和受教育程度，远远无法支撑起他的野心。
普通人如此，最多是吹吹牛、酒后发发牢骚打打老婆孩子。但一个独夫如此，却可能成为一个事事烂尾的“烂尾帝”。一个领导人每件事情都能搞砸，这种异乎寻常的“愚蠢”，天赋异禀的白痴，也并非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习近平执政逻辑的根本矛盾在于：他极度渴望控制、树立历史地位，却缺乏真正创新能力。他的政治构想可以总结为：“集毛邓江胡之所长，以成就新时代帝王梦”——模仿毛泽东的群众政治；模仿邓小平的经济口号；模仿江泽民的技术治理。
自2017年十九大起不断推进“新时代”理论体系建构，企图将自己塑造成一种“理论原创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成为官办宣传中高频出现的象征物，“梁家河精神”“不忘初心”等概念密集出现，政治话语体系高度个人化，好不掩饰制造个人崇拜树立“习核心”的野心。但是这些假大空的理论并未获得全党更不要提全国的共识，相反给大众一种沐猴而冠的感觉。
而且，被他和他的团队重新包装后的任何劣化版政策，都会从打折扣一路下滑到适得其反。例如意识形态领域，他毫不掩饰地想成为“毛泽东第二”，但却只能抄袭薄熙来的那套老旧模式——而这套模式早在纳粹时期就已玩烂。结果是，铺天盖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轰轰烈烈的“梁家河学习运动”，以及大张旗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最终效果却成了大众眼中地跳梁小丑。

于是他只能不断地集权升级，“党对一切的领导”、“顶层设计”、“统战系统再组织”等等方式，搞意识形态、群众动员、肃反异己，妄图将她自己的控制力延伸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这种升级是有效的，也是危险的——他并没有毛泽东的地位，中国老百姓也不再是毛时期那么愚昧，而他却妄想回到那个高压管理的社会。
习近平政治的模仿性并非偶然。它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国政治体制中缺乏容错与竞争机制，复制历史上的“安全路径”以规避风险。问题在于，习近平的这些模仿并非“整合”或是继承，由于他个人对权力的贪婪和能力智商水平的不足，他只能把这些政策当成孤立、碎片化的工具性使用。就难免出现“左转右摇、政策打架”的现象。
例如，一边打压互联网平台经济（阿里、腾讯被罚数十亿），一边又高喊“保护企业家”；一边推进国企合并、扩张中央企业，一边又鼓励“民营经济进军科技领域”。这不是策略多元，而是方向混乱。
就是在没有制度改良，不肯放弃权力、拒绝拥抱现代文明社会制度的背景下，这种妄图通过碎片化抄袭前任政策的执政方式，最终只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停滞甚至倒退。而中共只能靠更严格的社会管控来抵消随之而来的动荡。

四、模仿的尽头是崩塌，而非稳定
模仿本身不是罪，这种模仿政治并非习近平个人的失败，而是中共体制的结果。在一个以控制替代竞争、以忠诚替代能力的系统中，模仿成为低风险的策略选择，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是这是以不断放松控制和社会改良与大众共享财富为代价的，这又是原教旨主义的习近平集团所无法容忍的。于是这种拧巴的结果就是由于政策不断摇摆风险大，官僚体制就趋向保守，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下降，国际信誉丧失......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陷入“模仿斯大林而非创新赫鲁晓夫改革”的困局，表面稳定，实则僵化，等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个烂摊子已经无法收拾，于是当苏联轰然倒下的时候，每个人都奇怪——这个破玩意怎么坚持这么久的？

薄熙来倒在了过度模仿毛泽东的剧场舞台上，李克强死亡于体制无声的裂隙中。
习近平试图将所有有效政治符号整合为一体，打造所谓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然而，他所建构的是一个不仅要消灭党内异己，禁止党外反对，甚至也无法收到政策反馈的毛泽东时代的单向系统的拙劣复制品。
这种政治上高压，经济上茫然的状态是中共这套制度的必然，也是习近平个人能力与认知的结果，习近平像一个胆大又胆小的演员，既想登上历史舞台中心，又害怕跌落剧场的深渊，试图在独裁与理性之间寻找一个位置。

但是面对新的世界变化，一味地模仿和开倒车不可能开创出什么的“新时代”，不过是“旧模板的大拼盘”。
中国靠模仿自己的过去能走多远？
这，是接下来十年最关键的问题。
【转自YouTube丁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