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知识：邪教组织因通过不择手段的暴力夺权，习惯将暴力作为巩固权力和压制异议的首要工具，视其为维持统治的有效手段。


1907年的提比里斯是俄罗斯帝国高加索总督辖区的核心城市，位于外高加索地区的战略要冲，汇聚了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等多民族群体，人口约30万，是高加索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当时，俄罗斯帝国正处于剧烈动荡之中，1905年革命的失败让沙皇政权加强对革命组织的镇压，同时也加剧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布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裂。布什维克主张通过激进手段，包括武装抢劫（他们称之为“征用”），为革命筹集资金，以购买武器、印刷宣传材料和维持地下组织运作。孟什维克则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抢劫有损革命的道德形象，主张通过合法途径争取工人支持。在1907年5月于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主导通过决议，谴责抢劫行为为“破坏组织与士气”，要求解散所有武装团体。然而，列宁领导的布什维克并未遵守这一决议，认为革命的胜利需要不择手段的资金支持。
列宁，时年37岁，是布什维克的理论领袖和组织核心。他在1905年革命期间通过《火星报》等平台鼓吹武装起义，强调革命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1907年初，列宁在流亡欧洲期间，深感布什维克财政的窘迫。革命失败后，布什维克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工人捐款和少量海外支持，但这些远不足以支撑大规模武装斗争。列宁在回忆录中曾提到：“没有钱，革命只是空谈。”他因此支持高加索地区的抢劫行动，认为这一地区的混乱局势和薄弱的警力为“征用”提供了机会。提比里斯作为高加索的经济枢纽，国家银行分行处理大量现金交易，成为布什维克的理想目标。根据情报，1907年6月26日，一辆运钞马车将从提比里斯邮局运送34.1万卢布（约合今日数百万美元）至国家银行分行，这笔巨款足以支持布什维克购买大量武器和维持地下活动。
斯大林，时年29岁，当时化名“科巴”，是布什维克在高加索地区的实际负责人。他出生于格鲁吉亚戈里，熟悉提比里斯的社会环境和地下网络，早在1901年便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并在1905年革命中组织工人罢工和武装斗争。斯大林在高加索地区的声望源于其大胆行动和组织能力，他曾多次参与小型抢劫和敲诈活动，为布什维克筹集资金。据历史学家记载，斯大林在1906年策划了多次针对银行和商人的“征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与列宁在1905年12月的坦佩雷会议上首次会面，两人迅速建立信任，列宁将斯大林视为高加索地区的得力干将。1907年4月，列宁在柏林召集秘密会议，参与者包括斯大林、克拉辛、波格丹诺夫等人，会议决定在提比里斯实施一次大规模银行抢劫。列宁明确指示斯大林负责协调，提供情报和组织支持，而卡莫则被选为行动的直接执行者。
卡莫，一名27岁的亚美尼亚革命分子，以大胆果敢和伪装技巧闻名，绰号“高加索罗宾汉”。他出生于提比里斯一个富裕的亚美尼亚家庭，但因反抗沙皇统治而投身革命。卡莫早年加入布什维克，组建了名为“装备”的犯罪组织，专门执行抢劫和暗杀任务。据史料记载，他曾亲手杀死一名敌人，卡莫的伪装能力尤为突出，他能熟练扮演军官、商人甚至女性，这使他在行动中游刃有余。列宁和斯大林选择卡莫领导抢劫，不仅因为他的个人能力，还因其对布什维克事业的绝对忠诚。
抢劫行动的策划极为精密，体现了列宁的战略眼光、斯大林的本地协调和卡莫的战术执行。斯大林利用在提比里斯的广泛人脉获取情报。银行职员沃兹涅先斯基和吉戈·卡斯拉泽提供了关键信息，包括运钞马车的路线、时间表和安保细节。沃兹涅先斯基因崇拜斯大林而自愿协助，他详细描述了银行的现金运输计划，指出6月26日将有一笔34.1万卢布的巨款由两名哥萨克骑兵和数名警察护送。斯大林亲自核实情报，确保行动万无一失。列宁虽未亲临提比里斯，但在幕后主导了行动的总体规划。他通过加密信件与斯大林沟通，强调行动必须迅速、隐秘，避免暴露布什维克的身份。列宁还指示克拉辛制造炸弹，这些炸弹被藏在沙发内走私至提比里斯，威力足以炸毁运钞马车及其护卫。
卡莫在策划中展现了非凡的战术素养。他设计了分散警力的策略，通过制造混乱引开巡逻的宪兵和警察。行动前一天，团队成员在叶里温广场附近引发小规模骚乱，例如故意推翻商贩摊位、挑起争吵，迫使当局重新部署警力。卡莫还安排了望员在广场周围的建筑物高处监视，确保能及时发现警方动向。行动小组由约20名布什维克成员组成，多为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携带左轮手枪和自制手榴弹。他们经过简单训练，熟悉炸弹投掷和快速撤退的技巧。卡莫强调纪律，要求成员严格服从命令，行动中不得犹豫或擅自行动。
行动当天清晨，叶里温广场人声鼎沸，商贩的叫卖声、行人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宪兵和警察在街角巡逻，靴子踏在石板路上，发出沉重响声。银行附近的警力尤为密集，约有20名武装人员守卫。卡莫伪装成俄军骑兵队长，身着制服，肩章闪亮，腰间佩剑，驾驶一辆开放式四轮马车进入广场，显得毫无破绽。其余成员扮成农民，分散在广场角落，手持武器等待信号。运钞马车在两名哥萨克骑兵和六名警察的护卫下，缓缓驶入广场。马车由两匹马拉动，铁箱锁链紧扣，护卫手持步枪，警惕地扫视四周。了望员挥动手帕发出信号，瞬间，一声巨响撕裂空气，炸弹在马车旁爆炸，火光冲天，浓烟弥漫。爆炸威力震碎了附近商铺的玻璃，护卫的哥萨克当场被炸得血肉模糊，马匹嘶鸣倒地。警察惊慌失措，拔枪朝烟雾中盲目射击。行动小组从街角冲出，手榴弹接连炸响，枪声如暴雨般密集。人群尖叫着四散奔逃，广场陷入混乱。
卡莫跳下马车，抽出左轮手枪，射倒一名试图反抗的警察。小组成员冲向运钞马车，用铁棍撬开铁箱，34.1万卢布的纸币散落一地。他们迅速将现金塞进麻袋，动作如风。爆炸的烟雾为撤退提供了掩护，卡莫的马车成为撤退工具，成员将麻袋扔上车后，他挥鞭催马，冲出广场。其他成员分成两组，从不同小巷逃离。整个行动持续不到五分钟，行动小组成功消失在提比里斯错综复杂的小巷中。身后，爆炸声和枪声仍在回荡，警察的哨声刺耳，但当局一时无法追捕。
列宁在行动前通过信件叮嘱斯大林，行动成功后必须迅速转移资金，避免留下痕迹。斯大林在抢劫当天并未直接参与现场行动，而是在一栋隐秘的公寓内指挥协调。他安排了多条撤退路线，确保行动小组能安全转移。抢劫后，斯大林亲自带着2万卢布逃往巴库，将剩余资金交给布什维克的秘密联络人。列宁则在欧洲密切关注行动结果，通过地下网络获悉抢劫成功的消息。据列宁的秘书回忆，他得知34.1万卢布到手后，曾兴奋地说：“这笔钱将让我们的革命如虎添翼！”然而，列宁也深知行动的敏感性，叮嘱斯大林和卡莫低调处理，避免暴露布什维克的直接参与。
抢劫行动造成40人死亡、50人受伤，震惊了俄罗斯帝国当局。死亡者多为护卫的哥萨克士兵和警察，受伤者包括无辜路人。提比里斯陷入恐慌，当局立即封锁城市，挨家挨户搜查，但行动小组早已销声匿迹。警方发现部分散落的钞票，记录了编号，这使得大部分大额纸币无法直接使用。列宁为此制定了新计划，指示布什维克在1908年1月于欧洲多地同时兑换这些钞票，包括巴黎、日内瓦和斯德哥尔摩。然而，行动失败，多名成员因使用编号钞票被捕，事件暴露于公众视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强烈谴责布什维克，指责其“强盗行径”损害了革命的道德形象。孟什维克抓住机会，在党内会议上公开批评列宁，称其领导的布什维克“堕落为犯罪团伙”。列宁试图与抢劫成果保持距离，声称行动是高加索地区的“独立行为”，但这一解释未能平息批评。
斯大林在抢劫后的处境尤为复杂。据历史学家记载，抢劫后几天，俄侦探穆赫塔罗夫在一处秘密公寓审问斯大林，质问他为何未阻止抢劫。斯大林声称已提供情报，但争执中被掌掴，随后被勒令离开提比里斯。这一事件引发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可能曾与当局达成某种交易，以换取个人安全，但缺乏确凿证据。斯大林在1907年11月妻子叶卡捷琳娜病逝后，情绪低落，极少返回提比里斯，将重心转移到巴库的革命活动。他在巴库继续组织小型抢劫和工人运动，巩固了在布什维克中的地位。
卡莫在抢劫后逃往德国，但不久在柏林被捕。他在狱中假装精神失常，赤身裸体、吞食粪便，甚至用针刺伤自己，以拖延审判。德国当局对其行为困惑，最终未判死刑。1911年，卡莫戏剧性地越狱，逃回俄国，继续参与革命活动。1917年俄国革命后，他被释放，但1922年在提比里斯的一次自行车事故中离奇死亡，死因至今存疑。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可能是沙皇残余势力的报复，但无确凿证据。
抢劫案对布什维克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颇为负面。提比里斯的布什维克组织因领导层撤离而陷入低谷，至1911年仅剩约100名成员。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如茨哈卡亚、马卡拉泽转往巴库，留下当地组织群龙无首。事件还加深了布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裂痕。列宁在1908年的党内会议上试图平息争议，但孟什维克的批评让他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声誉受损。列宁为此调整策略，减少公开的抢劫行动，转而依靠秘密捐款和工人支持。然而，提比里斯抢劫案的资金仍为布什维克提供了关键支持。据估算，约5万卢布被成功兑换，用于购买武器和印刷宣传材料，为1917年十月革命的准备奠定了基础。
列宁在抢劫案后的应对显示了他的政治智慧。他通过地下网络将部分资金转移到瑞士的秘密账户，避免了当局的追踪。同时，他在《无产者报》中发表文章，间接为抢劫辩护，称“资产阶级的财富本应归于无产阶级”。这一立场虽引发争议，但巩固了布什维克内部的激进派支持。斯大林则通过抢劫案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历史学家认为，这次行动是斯大林早期革命生涯的转折点，使他在布什维克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尽管斯大林后来淡化自己在抢劫中的角色，但在1917年后，他多次私下提及此事，称其为“革命的必要牺牲”。
提比里斯银行抢劫案不仅是布什维克革命史的重要篇章，也反映了列宁和斯大林在革命早期的不择手段。列宁的战略眼光确保了行动的资金目标，斯大林的本地协调提供了关键支持，而卡莫的果敢执行完成了抢劫本身。尽管行动在短期内筹集了资金，但因钞票无法流通和暴露带来的政治代价，其实际效果有限。事件还揭示了高加索地区的动荡局势，沙皇政权的薄弱控制为革命活动提供了空间。卡莫的冷酷、斯大林的狡黠和列宁的远见共同塑造了这场血腥行动，使其成为20世纪初革命运动的缩影。
提比里斯抢劫案体现了布什维克革命策略的复杂性。列宁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但在实践中不排斥犯罪手段，这种实用主义为布什维克赢得1917年革命的胜利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