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战败，昭烈皇帝托孤白帝城时，蜀汉已是国运衰微。丞相秉政，对内，严刑峻法，刚猛治国，吏不容奸，强不侵弱，人怀自厉，选贤任能，济之荣恩，道不拾遗，风化肃然；对外，谨记先主“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遗嘱，连年劳师远征，开启蜀汉北伐之旅。从诸葛到姜维，四十一年之间与魏国开战十六场次，其中，蜀汉北伐十五次，抵御曹爽入寇一次。
蜀汉，蕞尔小国，人口不过百万，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大县，军队十万，各级官吏四万，平均每2户百姓、6.6口人要供养1个士兵或官吏。而且，还要维持一场旷日持久战争。蜀汉的北伐，竭仓廪府库，奋全国之力，而曹魏那边仅以雍、凉二州的兵力对付蜀汉大军，更多的兵力部署在豫、扬，防御更具威胁的东吴。比较魏蜀两国国力，蜀汉北伐的坚定与执着，使人心生悲凉。好比，你真打，人家拿你当陪练，最后你撑不下去累趴下了。后来，邓艾凿山开路，附木攀崖，身裹毡毯赴摩天绝壁，穿越七百里阴平小道，数千疲惫之卒来到了成都城下，国家就这么灭亡了。
蜀汉国防开始皆实兵堵围，昭烈皇帝以魏延镇汉中，御敌于外，到后来姜维建议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听敌入平进入口袋，再谋取大利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国家已经被战争拖垮，到了政府的财政支撑不起正常的国家防务了。
吴大鸿胪张俨看出了这个问题，在其作《述佐篇》中论蜀汉的北伐：“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吴大夫薛珝使蜀答礼，察觉到了蜀汉的败亡，“入其朝不闻直声，经其野民有菜色”，喟叹‘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焚’。不可否认，蜀汉时期的益州人民的幸福感是最低的。
当时的史家陈寿，还有后来的人喜欢质疑诸葛丞相的军事能力，认为丞相长于治民治军，统兵作战，智谋奇略，非其所长，以至无岁不征，却无尺土之功。类似说法，显然对诸葛评价太过于表面。做一个很直白的比较，魏国司马懿，除了害怕丞相本尊，奇兵奔袭新城诛孟达，长途跋涉稳扎稳打平辽东斩公孙渊，对当时所有人砍瓜切菜，在三国后期其军事能力是天花板级的。但是，面对诸葛，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占尽，选择一再龟缩，就连他的属下都看不下去，讥其“畏蜀如虎”。所以，不是丞相打仗不行，而是蜀汉坚持的国家战略方向性错误。光复汉室，这个正确的政治口号，适合先主创业时期，入川建立季汉政权后，一味重武备而不恤民力，显然不合时宜。
蜀汉立国四十二年，历二帝，最冤后主刘禅，空担“扶不起”的不名誉，为后人所诟。昭烈皇帝殂，阿斗遵行遗训，尊诸葛为相父，政事咸决于亮。诸葛殁，蒋琬继，蒋琬殁，费袆继，费袆死，姜维继，在后诸葛亮三十年里，将丞相安排的接班人一一用了个遍。后主在位四十年，相对魏吴，蜀汉国内政治稳定，没有出现权臣乱政欺主，没有出现宗族谋逆祸国，也没有枉杀滥杀大臣，刘禅不算英明神武，也是妥妥的守成之君，皇帝当到这个份上，放在两汉二十四帝中比较，稳居中游没问题。尤其，刘禅享年六十五岁，这一点在两汉皇帝中非常难得。兵临城下，不忍百姓遭受战乱，选择投降，那个叫仁，明智不可行果断不为，那个叫智，至于“此间乐，不思蜀”，那句千古名言，那是面对司马昭老狐狸而表现出顶级的生存智慧。
当时，魏国高平陵之变，曹爽既诛，讨蜀护军、右将军夏侯霸，为曹爽所厚，以为祸必相及，大惧，遂奔汉。史籍载，“及霸入蜀，禅与相见，释之曰：‘卿父自遇害于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儿子以示之：‘此夏侯氏之甥也’”。之前，霸以其父渊死于蜀，常切齿有报仇之志，而今势穷投蜀，初见汉主，踖踧之态可想而知。后主刘禅的一番言语，冰释夏侯霸心里的疙疙瘩瘩。意思是，当年令尊大人不幸遇难于行军打仗中，职业军人死于战场，也是死得其所，您看您还是我们家孩子的舅舅呢。这么会说话，情商爆表，真正的人精级的，哪里是阿斗？
蜀汉灭亡了，司马昭因灭蜀功勋，进晋公爵为王，司马氏受禅只剩一步。蜀汉怀帝刘禅从溽热的成都平原迁徙到中原洛阳，以安乐公的封号生活了八年，善终。北方的中央政府体恤益州遭受战乱，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税之半五年，换了主公的益州人民迎来了暂时的休养。只是邓艾、钟会，这两个功狗，没有逃出被烹的历史规律。
蜀汉率先灭亡了，不是阿斗扶不起，而是一个被赋税、兵役、冗员重压下的社会，已经行将就木，坍塌只差轰然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