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看到的是另一种趋势：权力进一步集中，意识形态控制强化，社会监控能力不断扩大，政治安全逻辑日益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与此同时，这种影响也越来越超越国界本身。
越来越多关于跨国镇压、海外渗透与监视、秘密代理活动以及舆论影响行动的案件进入公众视野。许多流亡者和海外异议人士发现，即使身处民主国家，也依然可能遭遇骚扰、监视、威胁，甚至针对家人的压力。
这也提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自由世界是否低估了专制制度的适应能力？
长期以来，自由社会往往假设开放交流会天然改变封闭体制。但现实可能更加复杂。开放社会赋予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自由流动的空间，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同样能够利用这些条件扩大自身影响力。
开放原本被期待成为改变专制的力量，但某种程度上，它也可能成为专制学习和扩张的渠道。历史证明，民主社会真正的危险，往往不是来自边境线上出现的坦克，而是来自长期的低估、迟疑和麻痹。
最大的误判：以为市场会改变专制
如果说低估专制是一种危险，那么过去几十年最大的误判，也许就是相信市场本身能够改变专制。必须承认，这一判断并非毫无依据。市场经济确实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深刻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并让无数人摆脱贫困。但现实比理论更加复杂。经济增长并没有自动带来权力分散；财富积累也没有自然转化为政治开放。相反，新的技术、资本和全球化资源，也可能被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吸收，并转化为新的治理工具。
开放社会原本试图改变专制体制，而专制体制也在学习如何利用开放社会。这或许是过去数十年最值得检讨的历史经验之一。
长期以来，一些民主国家还存在另一种倾向：把短期经济利益置于更长远的制度风险之前。技术转让、关键产业依赖、对海外影响行动的低估，以及对跨国镇压现象的忽视，都不是今天突然出现的问题，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真正值得反思的，并不是开放本身。开放、交流、贸易和国际合作，仍然是自由世界的重要基础。问题在于，自由社会曾经默认所有参与者都会遵循相同规则；而现实可能是，一方把开放视为共同空间，而另一方则把开放视为可以利用的机会。
因此，今天需要检讨的，不是自由世界是否应继续开放，而是如何在开放与安全之间重新建立平衡。对跨国镇压和海外影响行动保持警觉，加强透明度和法律监督，提高民主制度自身韧性，并不是放弃自由；恰恰相反，只有识别风险，自由才能得到真正保护。自由社会最大的优势，从来不是不会犯错，而是能够承认错误并修正错误。
历史上，许多重大危机并不是因为危险突然降临，而是因为人们长期相信危险不会发生。最大的风险，往往不是犯错，而是拒绝承认曾经犯过错。
而最大的危险，则是在挑战已经到来时，仍然相信什么都没有发生。